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直是政府、学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嵌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拓展了想象空间。近年来,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智能养老和养老产业,并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在政策和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企业和科技部门开展了丰富的智慧养老实践。
在学术界,学者们从政策环境、个人/群体养老需求分析、人文关怀等角度出发。,为智慧养老在智能层面的推广应用提供助力。最近,柳叶刀-区域卫生(西太平洋)杂志发表了陈洪林,亚伦·哈格多恩和安凝的文章:智能老年护理在中国的发展。
本文梳理了智慧养老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以及智慧养老的政策环境。然后,利用德尔菲法、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课题组对十七个智慧养老方案的发展阶段、接受度和可及性进行了评估,总结出一个智慧养老方案的层级结构图。在这个层级结构中,智慧养老方案分为八大类:机构智能监控、餐饮、综合护理、记忆护理、失能护理、应急响应、娱乐学习、智能陪伴。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一个旨在培养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智慧养老方案为例,分析了老年人面临的政策环境、需求、未来发展方向、普及障碍和数字鸿沟。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智慧养老在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文章最后讨论了与智能化养老相关的三个关键问题:个体养老服务需求的共性与个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使人文关怀始终贯穿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之中,科学技术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
智能养老讨论中不可回避的终极问题之一是:如何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让他们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处理智能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出可能降低智能养老金计划的可及性和有效性的因素。
作者在分析案例时指出,虽然认知训练技术有望降低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可能性,但这些技术对应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将部分老年人拒之门外。除了价格问题,作者还梳理了影响智慧养老服务未来发展的其他三个主要因素:a .用户友好的功能或运营障碍;b .自我效能,即使用这些技术设备时的自信;c .预期效益。如果老年人无法想象这些技术带来的好处,他们就更不可能使用这些服务。
作者认为,上述四个主要因素将影响智能养老计划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比如价格和运营的门槛,使得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低、基础设施差、受教育程度低、智能设备使用不畅的老年人失去了获得智能养老服务的机会。自我效能和预期回报会影响老年人在使用这些智慧养老服务时的信心和预期。如果对这些智能服务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信心,老年人很可能不会坚持使用这些服务,而只是在“外界压力”(如子女、社区工作人员的推荐)的影响下,暂时、不规律地使用。这进一步降低了预期收入和对养老服务的使用信心,从而削弱了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性。在文章中,作者特别提到,中国的老年人在使用智慧养老服务时可能没有遵循指南,这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性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影响因素呢?从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科学角度来看,首先应该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简单来说,数字鸿沟是指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不同人群获得的信息、服务和资源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疫情时代,健康码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必备证件。然而,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出行自由明显受到限制。在特殊管制时期,一些老年人甚至无法通过智能设备实现物资购买和健康报告等功能,生活状况值得担忧。
作者从代际维度和城乡维度两个维度展示了中国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虽然疫情明显提高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比例,但随之而来的虚假信息和诈骗问题使老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更高的风险。城乡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基于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形成了老年人内部的数字鸿沟。总之,关注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是提高智慧养老服务可及性和有效性的途径之一。
其次,从文化变迁的角度,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明确智慧养老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有着悠久的孝道历史,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占据着绝对的地位。过于迷信科技的力量,盲目推广智慧养老服务,甚至企图让其承担主要的养老任务,都会导致“人的缺席”:除了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持,养老过程中的情感劳动和精神陪伴对老人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亲人或其他人的指导、帮助或支持,老年人手中的智能设备可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
技术承载着人的视野,但要让它在使用过程中体现出人的温度,就需要避免技术官僚主义或技术官僚崇拜。面对传统与现代文化之争,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观点的关系?传统形式的社会参与有什么优势吗?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讨论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与人文并不相互排斥,也不能相互替代。尤其是在照顾那些不仅需要健康监测服务,还需要以人为本的关怀和尊重的老人时,这些科技产品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因此,在科技服务中弥合各自的功能或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是提高老年护理服务质量的最佳途径。
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孝道伦理蕴含着社会关怀和尊老敬老,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文价值;新技术可以满足老年人的迫切需求。两者结合,或许能充分发挥智慧养老服务的效能。
显然,如何让科技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让他们有安全感和幸福感,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更是人文关怀的价值问题。因此,跨学科的合作和努力是实现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